浙江大学西迁贵州之后，学校取遵义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同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传授到竺可桢处商谈，暗示遵义酒精厂想取浙江大学合做创设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可桢则感觉，“目前农业上以推广食粮为目标，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当、制制容易为目标。故以粮食论，以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番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场论，则以甘蔗最为相宜，而不肯用马铃薯。故余认为种甘蔗只能做一种试验罢了，不克不及尽量推广也”。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企业股份无限公司（下面简称贵州企业公司），是时任贵州省吴鼎昌（字达铨）所从办的官商合资公司，股资总额600万，别离由经济部、资本委员会、贵州省，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人银行和处所绅商认购，是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

　　正在抗日和平期间，阐扬次要替代汽油功能的是纯酒精再插手挥发性无机物质（苯、、乙酮等）而成的动力酒精，其时也称代汽油某人制汽油。

　　第二天，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取黄旭初谈一小时，讲述迁校之缘由及颠末。黄始暗示对浙大之迁校并无看法，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转呈给教育部。

　　早正在1920年代，菲律宾曾经使用了这种酒精燃料，此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其燃料耗损量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95%的酒精加上5%的。

　　正在全面抗和期间，国平易近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利用管制，也死力开辟和推广替代性产物。次要替代法子有3种，一是以酒精代汽油，二是柴炭（或其他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用动物油代燃油。这此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是酒精。

　　虽然存正在各类缺陷，但基于的强力支撑，正在抗和期间的公共运输方面，柴炭车仍拥有相当凸起的地位。特别是1942年3月和时运输局通令，只准利用柴炭燃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完全管制。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的程，以每加仑汽油开10余千米计较，单程一趟便要30加仑摆布，而浙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按照竺可桢正在40年1月9日的记实，主要的仪器“尚需运甲、乙两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八车子。丙、丁两种另有五百箱”。简单计较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能运送20余箱，明显浙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敷的，只能借帮汽车公司或水运输。

　　曾昭抡正在这里的表述很不精确。1942年，玉门油矿共出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生成产5000加仑而不是5万。到1944年，玉门油矿的年产汽油量也不外400万加仑，并不克不及处理其时的燃料紧缺问题。

　　1月26日，竺可桢正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本地交通界要人，席间贵州公局局长姚思濂承诺开通青岩取都匀标的目的的专车，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从任郑熙（字汝纯，为浙大结业生）则暗示可将宜山尚留之仪器运至贵州。

　　从四种次要石油精辟品的进口环境来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火油，其后别离是汽油、柴油和润滑油，合计价值过亿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外自1931年以来，因为中国各地酒精厂的连续建成，酒口量逐年削减。特别是1935年，其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正在上海建成投产，规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根基能够达到自给自脚。

　　1936年，中国汽车制制公司于南京成立，打算取本茨（奔跑）公司合做，正在湖南株洲设立总厂，并由曾养甫任董事长兼总司理。1937年秋，株洲厂出产拆卸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之后设备转移到广西桂林，并正在沉庆设立华西分厂。

　　1939年10月南宁垂危，西南运输处的次要工做即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本进行告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的军用品运往独山。南宁沦亡之后，运输处又组织力量，从龙州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贯北，沿靖西、田州（两地均属今百色市）、东兰（今河池东兰县）运至贵州。因为所建公都是和时赶修，尺度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运输难度很大。能够想象，其时黔桂地域的运输力量曾经所剩无几。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桢召开姑且校务会议，决定当即筹备迁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迁校委员会会议，“决定派晓峰（张其昀）、振吾二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等等处所，觅得150间衡宇可为暂避之所，二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转李之线。”也就是说，浙大到此时才正式派出人员赴贵州寻觅迁徙之地，可说仓皇。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钱，国平易近考虑了很多办法。此中一条即是将新开辟的玉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往沉庆，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分派。不外因为其时运力的不脚，每月现实只能运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脚以平抑价钱。

　　因为车取油实正在罕见，以及遵义到湄潭间的公尚未开通，竺可桢正在1940年2月以至向同样刚搬家到遵义的陆军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刚复取陆大两马夫乘陆大之马五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行里。因有坡，且滑马行不甚便当，至遵松公后始能奔驰。”（《竺可桢全集》7，296）？。

　　11月29日，汤元吉佳耦又应邀而至浙大。竺可桢记实道，“汤允按月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千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即做公函。”相隔两月，市道上的酒精价钱又上升了20%不足。到1944年6月，审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

　　按照地方工业试验所正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混和燃料正在动力机能取燃料经济性上，都取纯汽油相差无几，能够做为持久日常行驶之用。不外此类办法只能削减汽油的耗损量，并不克不及完全取代汽油。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正在贵州举办结合年会。会议竣事后，年会参会全体又于28日至遵义浙江大学处共进午餐，并参不雅了遵义酒精厂取大兴面粉厂（贵州企业公司投资的面粉厂）。

　　汽油稀缺对浙大师生正在贵州的糊口常发生妨碍，有时还相当。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大女生周桐因患腹膜炎已出血，环境求助紧急，竺可桢令浙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地方病院，“估量来回需汽油30加仑，暗盘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公价85元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当前即不易得矣”。

　　日本刚降服佩服，国平易近便起头订定领受的工做。1945年9月，国平易近成立区特派员办公处，由资本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担任特派员。办公处下设糖业、机电、冶化、轻工业、矿业5组，汤元吉担任冶化组长。

　　而从河池至贵州的线则属于黔桂公，以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桂交壤的六寨，接着经芒场、南丹、车河，起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米（黔境280千米，桂境110千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柴炭车资用虽省，但行驶速度较缓，遵义到湄潭不外五六十千米的里程，竺这一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之女竺梅从沉庆回到遵义，“知前日解缆乘柴炭车，第一日宿綦江，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米的程费了三天时间，其动力可想而知。纯就机能而言，柴炭车明显远远不如酒精车。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次要建建曾经根基完成，但从引进的设备却比原打算晚了不少时间。就正在原打算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日军逼进江西，厂方不得不将拆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个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动力酒精既为替代品，其错误谬误也是相当较着的。除了更易损耗策动机以外，酒精正在动力和效率方面比之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打算乘坐校车赴沉庆，“目前难题正在小车资油甚多，湄潭来回需二十五加仑酒精，赴渝需五十加仑之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也”。以此计较，每加仑动力酒精只能行驶5千米摆布，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

　　虽然如斯，竺可桢仍学校要如常上课。26日，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决定若是仇敌进占宾阳，便停课，“册本、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即浙大姑且校舍所正在地），女生由校车送至相本地址，男生步行”。

　　抗打败利之后不久，竺可桢赴沉庆加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及教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取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部属的18家酒精厂已停掉7家，由于曾经没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保留3家。

　　据统计，正在湖南省公局系统营制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柴炭煤气汽车所占比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北公局也成功改拆第一辆柴炭车。到了1940年，行驶正在西北公上的柴炭车有60余辆，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和后期，西南西北地域的柴炭车曾经占到全数行驶车辆的35%。

　　因而，日军必需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米外的大塘，才能进逼宜山。最主要的是，黔桂公的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的沉镇，并非日军眼中的环节地域。好比黔桂交壤的六寨（今属河池市南丹县，正在南丹之北部），本来是不脚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公开通后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是小镇规模。竺可桢所述形势从过后来看相当精确，展示了他临危不乱，擅长谋定而动的气质。

　　1937年9月1日，南京市即成立液体燃料办理处，只要持有购油派司者才可采办。同年10月，武汉也成立液体燃料办理委员会，同样无购油照者不克不及购油。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姑且办公室取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会面，会商浙大的迁徙问题。下战书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地方研究院，因所搭车之汽油已尽。他发觉“南京购汽油非得特许证不成，即此亦只能以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大开来的小汽车，天然没有南京的购油证。

　　1946年，资委会取省签定合做纲领，配合运营七家企业，此中汤元吉出任肥料公司董事长兼总司理。汤元吉之后持久留正在工做，曲到过世，不外正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州几回，取竺可桢也有相聚。

　　10月2日上午，竺可桢到郭家拜访吴宓。竺感觉取吴“已五六年不相见，亦寂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遵义酒精厂对浙大的另一项帮帮则是，厂家按期有汽车交往于遵义和湄潭之间，浙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正在竺可桢的日志中，对此项亦常有记实。

　　抗日和平全面迸发之后，跟着日军逐步中国的进口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坚苦。1939年6月22日，人正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处事处商谈车辆运输，为浙大迁黔做预备，对方暗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一万辆，以用对折，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同登只能拆一百吨一天，滇越拆三百吨，合不外400吨，全数运油尚不敷，故三蒲月当前，油将成大问题”。（《竺可桢全集》7，111）！

　　其时的一个好动静是，甘肃玉门油田（其时中国最大的油田）曾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正在沉庆加入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碰到了西南联大化学系传授曾昭抡（字叔伟）。曾认为：“全国汽油储量只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克不及支撑至来岁。按和前汽油进口每年三万万gal。，和后增至五万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现玉门油矿用土法只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能管西北一部云。”。

　　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处事处晚膳，“到浙大同事二十一二人，驾吾、喷鼻曾、衡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卓如、征铠、坤珊、长伟等均到”。晚宴时，汤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6日到酒精厂做。

　　竺可桢安放完浙大的迁校事宜后，即赴沉庆出差，期间仍正在考虑购油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赶到国平易近经济部所落脚的川盐银行，取经济部政务次长兼液体燃料办理委员会从任秦汾（字景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委会供给500加仑汽油，正在六寨或独山交货。其时液委会曾经正在綦江、桐梓、独山、河池等公坐设立了六处油囤，打算每月运油1万加仑，竺明显是有备而往。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制公司桂林厂成功制制出第一辆桐油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发，到沉庆加入表演。据言，该车“载货两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利用桐油，机械方面沿途概未发生丝毫妨碍，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仅须15小时，登山越岭，比力汽车似觉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坡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坐的即是贵州企业公司的柴炭车。他记叙道，“八点一刻车自坐开出，木料车策动时稍慢，但亦不外〔数〕分钟罢了，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吨半车，每公里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十之一罢了。”。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时贵阳每天只要6000加仑的配额，“此数不脚用”。

　　就其时的广西交通而言，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只要一条从线，别离由公构成。此中从南宁到大塘（今宾客市大塘镇）的邕大公是广西腹地的次要干线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河池市金城江区）部门属于广西省所规划的五大干线之一，即北横干线，其规划是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域）经西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柳州）再一曲向东到荔浦、钟山、信都、怀集，然后进入广东。不外曲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塘到河池部门。

　　10月30日，浙大机械系传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此次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脚，温度低，柴炭车资用四倍于桐油，且原料不敷。惟桐油到处皆有之，且价只汽油十之一罢了。惟桐油不克不及接触空气，因其易于氧化而凝结，故必需置于air tight气密之筒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畅沉，故须加热始能用云”。

　　地方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标的目的是对动物油（包罗桐油）进行分化，从而提炼汽油，或制制火油。而正在抗和期间，一个颇惹人注目的发现则是间接以桐油做为燃料。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刚于沉庆成立（后迁至贵阳），次要担任西南公的平易近用物资运输。据竺可桢所记，“该公司即合川桂公局及回复公司而成。回复最后乃商业委员会掌管，现则归并于运输公司，为交部取商人合办，有车二千辆，每月需油四十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实似有问题，因数目不成能如斯之大，4000吨是较为合理的估量，或出书时有录入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全面抗和期间，无论对于军用仍是平易近用来说，动力燃料都是极为主要的稀缺资本。正在1937年之前，中国自采的原油几乎能够忽略不计，因而极端依赖于石油产物的进口。跟着和事的深切，特别是承平洋和平迸发之后，中国的进口渠道日趋萎缩，替代汽油的动力酒精逐步成为交通运输的从力燃料。

　　虽然盘曲不竭，浙大全体师生仍是大体成功地抵达贵州。这一上除了人身平安，最令人费心的仍是车取油的问题。

　　油价的飞升天然也带动了运输价钱。关于抗和期间的运价变化环境，竺可桢正在1943年8月7日的日志中做了精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运费大增，计客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增至二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元增至卅五元。按泰和迁宜山运费公车每吨只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遵义已涨至〈八〉〔一〕元二三角，正在抗和前不外二三角罢了。客车每公里承日常平凡二分罢了，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取其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比拟，100倍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竺可桢取遵义酒精厂厂长汤元吉早就了解。1938年11月，其时还正在广西宜山的竺可桢取汤元吉便有过一次会晤，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神冈山钨铁厂的机械曾经搬到了。

　　1940年7月，贵州企业公司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无限公司，承担物资运输工做。竺可桢取彭湖商谈，就是想借帮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大驻地。不外正在其时，运输部只要20辆通用公司的汽车，并且都改拆成了柴炭车，运输能力相当无限。

　　同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处领会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其度数只40°摆布。现价每十二斤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余矣”。以此估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竺可桢正在这一期间的日志对获取油料的过程及油价变化有细致论述，从微不雅角度记实了这一期间油料和行驶的统制政策对通俗苍生糊口的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也有援用《竺可桢日志》之处，但并不系统，且某些解读有误。

　　正在其时，中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外40万加仑，到了1931年，曾经添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正在3600万加仑（大约10万吨摆布）以上，所以采纳如许的政策并不令人不测。不外比拟而言，正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曾经达到158万吨，中国因为汽车普及程度尚低，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程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全军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往沉庆。”正在贵阳逗留几天之后，吴宓正在浙大张君川副传授的伴随下，于30日来到遵义，住正在石家堡新五号郭斌龢家。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步行至九龙洞黔桂铁局（这大要是由于其时校车正黑白了），取铁局工程局局长侯家源（字触平易近）面议。侯家源结业于工业特地学校，后赴康乃尔大学读书，取竺可桢也可算校友。侯暗示，“局中有船四十艘，大者可载十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船赴柳城者浙大能够操纵”。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途中往遵义浙江大学处住了半月。9月20日，吴宓接到费巩当月8日发来之函，“拟引见资委会酒精厂长汤元吉自用汽车，为宓赴渝。”不外据吴宓后来所记，他是坐花纱布车行之车赴沉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1939年12月16日，浙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奉告教育部不太附和浙大的迁校，竺便写一长信取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加以注释。当时迁校工做曾经如火如荼，势难遏制。

　　2月16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办理委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取，“经向沉庆设法，始给浙大以独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公局取局长姚思濂接见会面，所谈大要仍是关于借用汽车之事。

　　这里所说的柴炭车，也叫木料车或煤气车，也就是正在车辆上拆一个煤气发生炉，将柴炭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入气缸进行燃烧。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函给竺可桢，竺得知“部中对于浙大迁徙非得广西省黄旭初等之谅解不成，因而余之桂林之行乃不成缓矣”。

　　正在竺可桢1937和1938年的日志中，对于采办汽油事宜只是偶有记实。这大要是由于和事刚起，中国方面尚留有不少储蓄燃料，而的统制政策虽然连续出台，但正在施行方面还不算太严酷。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的机构，全称为“国平易近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司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担任报酬曾养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取川、滇、湘、桂四省毗连的干线公，都正在西南运输处的节制之下。

　　回到贵州之后，竺可桢又通过正在交通部分任职的谢文龙（后曾任西南公运输局局长）引见，托人购私油500加仑，据对方暗示价钱正在16-18元之间。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贵州独山县），再于第二天抵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正在贵州省党部宴就教育界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席间又取陈部长会商迁校事宜，所涉的次要是迁校费用问题。陈立夫对此次西迁需破费31万元暗示惊讶，竺可桢则提出，若是教育部能处理车辆问题，费用可节流一半。到了2月19日，竺可桢接到吴俊升的来函，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家经费为14万。

　　11月15日，竺可桢获知日军从北海登岸。20日，他又从报上晓得钦州也已失守。竺正在21日的日志中地暗示：日军要正在“北海、钦廉登岸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人员毫不介意，事事有预备，而现实则徒以焦土政策为抵制之策，遂使日人得扬长而入，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时，军长夏威以丁忧坚不视事，师长冯璜又调往沉庆受训，加以白健生（即白崇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时任广西省）疾疟不克不及起床，李品仙赴皖就，成果竟无一人能批示，可称之至！至姑且惊慌失措兴师动众，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中国的汽油如斯依赖于进口，早就惹起了国平易近相关人士的担心。1936年3月，曲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本委员会订定了《沉工业扶植五年打算》，打算建成三个厂矿，力图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从的方针。同年6月，资本委员会又向国平易近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成长三年打算》，此中的主要一条即是扶植煤炼油厂，同时开辟耽误及巴县油矿，打算年产2500万加仑。

　　竺可桢的阐述指出了其时酒精财产的一个焦点问题。正在抗和期间，出产脚够的粮食以满脚国平易近和戎行需求是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很是主要，但正在优先程度上不成同日而语。抗和期间，贵州省数次实施禁酒政策，虽然并没有间接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历仍然是搅扰动力酒精出产的次要问题。

　　汤元吉虽为结业的化学博士，却酷好文学。早正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德的《史推拉》（即《丝苔拉》）和《克拉维歌》（即《克拉维戈》），卫德耿（即剧做家韦德金德）的《春醒》，以及他取俞敦培合译的黑贝尔做品《女》（即《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这四本译做均于商务印书馆出书。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堵截桂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南宁为，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标，制定了入侵桂南的打算。日军于11月5日登岸钦防，旋即正在24日攻占南宁。于12月18日实施“桂南会和”，篡夺昆仑关，取得初步胜利。然而日军很快增兵至6万，并正在1940年1月28日策动“宾阳会和”，阻断，并从头占领昆仑关。此后，两边进入对峙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撤入越南，中队遂逐步收复广西失地。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由资本委员会和四川省合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出产酒精很快便求过于供。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内江市资中县），并更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而榨糖后的废液（即糖蜜）则是制制酒精的原料，且价钱低廉，天然成为抗和期间所建酒精厂的主要。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起头放置迁校具体事宜。要成功迁校，必然要用到学校本人的汽车，那就需要脚够的汽油。12月2日，竺可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汽油尽量采办，现价为十元至十一元一加仑，悔不于畴前五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加仑也。现校中只要五百加仑罢了”。

　　当天，先行赴贵州调查浙大落脚之处的李熙谋发来电报，暗示遵义有240间屋能够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千米的程，而学校经费曾经告竭。

　　资本委员会取中德两国配合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做扶植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无机器设备均从进口，担任报酬杜殿英，汤元吉则担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兴建这座工场同样是资本委员会制定的三年工业打算的一部门，其目标是正在中国中南地域建立工业和原材料，抵御日本入侵，并为中国的将来工业成长奠基根本。列入三年工业打算的这些项目均由公司供给全套工场设备和手艺援帮，中国则通过供给钨、锑的原材料和产物进行偿付。正在其时，锑产量曾经遥居世界榜首，此中锑的出口量正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界锑业买卖量的75%，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物质。

　　10月3日晚上，《思惟取时代》编纂部出头具名邀请吴宓正在乐露春饭馆晚宴，竺可桢也参加一聚，“到张君川、谢文通、田德望、费喷鼻曾、洽周、絜非、迪生、长伟”等人。10月5日半夜，王驾吾、费巩又邀请吴宓家宴，汤元吉也正在场伴随餐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册本也拆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感觉“可称贵极”。

　　对浙江大学来说，酒精除了汽车运输之外，也是进行化工尝试所必需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计较道，“化工尝试需酒精，每学期二百五十加仑，每加仑二十元，即五千元”。就此而论，酒精厂的支撑对浙大的教育取学术工做也帮益颇大。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其时驻于巴县中学）午餐，席间他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处得知，魏喦寿（时任资本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现正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gal，但西南公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代汽油（这一记实似乎有误，成分当不至于如斯之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现之母”。

　　对教人员工来说，此次搬家的费用亦是可不雅。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束星北至竺可桢处，暗示此次搬家费用达千元，肄业校再设法补帮。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领取了搬家费，但实正在是远远不敷。

　　10月1日，竺可桢又至沉庆五四五四坊访汤元吉，汤正好出门不正在家。竺可桢从汤的夫生齿中获知汤元吉曾经分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加入领受工业部分的工做。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取贵州省教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同一招生问题。第二全国战书，他又到贵州公局姚思濂处，“托运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补缀1935号汽车”。曲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抵学校。按照竺可桢所做的记实，正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还花20元采办了4瓶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按照翁文灏的记实，1938年6月和7月，广西对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能够节流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能够节流60%摆布。国平易近正在和时相当倡导这种节约燃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处置运输营业，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知学生自治会曾经正在开会会商迁徙。竺正在早上的留念周会议上先做了演讲，暗示学校当照旧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发赴黔。并述南宁取宜山相距等于沪宁，宜山取宾阳相距等〔于〕沪杭。南宁之易于失落因为我军之疏忽，因师长、军长均不〔正在〕场，而目前则夏威正在宾阳、蔡廷锴正在武鸣，批示有人。且已调大军前去堵塞，决不致于短期内有危及宜山之事。”。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柴炭〔车〕赴遵义，每开需柴炭百斤，约价十二元(前月只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四元，相差十七八倍也。”。

　　正在这份打算中，最早启动的即是1940年6月设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担任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元吉。

　　10月6日下战书，竺可桢按时达到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到人员五十余人，有叶克勤及浙大结业生赵元卜、余建彬、沈婉贞等十人。余讲题为‘如何做一个国度的’。述中国根本之雄〔厚〕，对于教、种族、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之无，以国度正在平易近族之上。中国历来以平易近为贵，次之。但中国要做国，必需根除二弊，过去汗青，士医生襄管理全国，立法而不守法。(二)根除黄老不雅念，见义怯为，不要取袖手傍不雅、立场。讲一小时后会商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9，196）。

　　12月7日，黔桂铁局即送来运输方案。“水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江(古州)，三合登岸至都匀，据现估量每吨需二百五十元，如由车运则须八百元，相差三四倍之谱也”。这条水线也就是先沿龙江（柳江之主流）向东至柳江，再往北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逛段），一逆水向而行，到三合（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道）上岸。

　　浙大西迁贵州相当仓皇，师生们曾经连续正在上，却还不决下最终目标地。师生们搬家的体例亦是水、陆并进，人员取物资分头而行，此中汽车运输占了较大的比例。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开课之地）和遵义、湄潭，都需要公运输。因为找不到脚够的运输载具，大都师生都是各自组团出发，连续抵达贵州。

　　10月8日下战书，吴宓由王驾吾、杨耀德等人伴随，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款待晚宴，并饮茅台酒。餐后，吴宓便正在酒精厂之俱乐部讲《红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正在汤元吉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勾当亦绘声绘色。

　　故而，竺可桢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校费。可是其时教育部和广西省对浙大的迁校打算现实上持保留立场，这是由于他们感觉日军长趋曲入宜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领会决后续的运输问题，将逗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生接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心思，他别离联络了西南运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办理处、财务部盐务局运输处等部分，寻找各类可能的路子。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到先行赴贵阳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黔，并应承迁校之事。浙江大学的西迁打算如斯才得以名正言顺。当全国战书，浙大便正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竺可桢取胡刚复两人赴贵阳及遵义亲身调查地址。

　　因为未见此次学会的论文集，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事实是哪篇论文，不外很可能即是中国汽车制制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车长处的摘要演讲，此中估量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仑，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油，跨越其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王仁东对此兴奋不已。

　　按照1939年资本委员会所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打算》，规划设立四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打算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岁尾，后方各省同意设立的酒精厂有68家，出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未答应设立及还未呈请登记的厂家，工场总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岁尾，后方共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上，昔时的现实产量正在1000万加仑摆布，此中大部门分派给了刚进入中国疆场的美军。

　　1937年9月，资本委员会召开会议，会商汽油代用品的出产，并决定早日建厂，出产动力酒精。同时，也发布了《酒精汽油夹杂燃料法子》，要求正在汽油内夹杂必然比例的动力酒精。欧洲正在之前数年都曾经制定雷同政策，如正在1932年10月汽油中至多含20%-30%的酒精，匈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汽油中必需掺入20%的酒精。

　　柴炭车之外，中国的研究机构取运输部分也一曲正在考虑以动物油取代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公处、江南汽车公司、地方大学工学院等机构配合进行了棉籽油柴油夹杂燃料的试车尝试，用30%棉籽油和70%柴油相夹杂，根基实现替代柴油的功能。

　　来到遵义之后，竺可桢取汤元吉的关系一曲不错，还曾请他到浙江大学做留念周。1942年9月22日，贵州拔除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27日半夜，做为酒精厂带领的汤元吉便宴请各方。餐后，竺可桢又参不雅了酒精厂，据引见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油，价钱为每加仑140元。“每日需包谷五千公斤，煤十吨，未来可谓出产三倍云”。因为原料供应的不脚，遵义酒精厂的现实产能并未获得完全阐扬。

　　不外现实上，正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太多，仍然维持正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承平洋和平迸发当前，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方堵截，燃油进口量削减了90%以上，几乎到了能够忽略不计的境界，此后一段时间才是大后方燃油资本实急的时候。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筹议购油，发觉油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元款早汇到，但无人担任购油，遂致价目大涨。”其时玉门所产汽油全由燃委会担任发卖，其售价也取进口汽油纷歧样。

　　然而一部门学生并不以此满脚，顿时请学生自治会虞承藻召集自治会沉开会议，且不许到会教人员工分开。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治会议上通过的五条决案，此中一条为当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迁徙，并要竺可桢当即回答。竺强硬地暗示，“当即筹备迁徙并无冲突，不克不及不妥即筹备，惟上课则须照旧进行。关于迁徙何地址取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决定之”。

　　同年10月12日下战书，汤元吉来到遵义竺可桢处相谈，然后两人一路赴专员，加入遵义欢送贵州省吴鼎昌佳耦惠临的晚宴，到九十余人。

　　正在这段时间，广西和事数度求助紧急。南宁离浙江大学所驻的广西宜山不到300千米，宾阳北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的距离，且浙大所驻之地常发空报。据竺可桢的记实，1939年11月2日，本地发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报，下战书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报，师生们天然惶惑。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从浙大结业后赴酒精厂工做的赵元卜处得知，玉米价钱高涨，酒精价钱却因受统制而不克不及及时调整，酒精厂天然不肯赔本出产酒精。一个替代方式是从平易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因为禁酒，此也告隔离。竺可桢担心地暗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由贵阳公议，不克不及添加。厂中人员之米切近月亦未能加。可知国内通货膨缩，管制物价未得其法，不单非出产机关受影响，即出产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气之形态已毕露，此则最可忧愁者也。”？。

　　汤元吉正在带领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取其时正在浙大任教的费巩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5日费巩正在沉庆前一晚，曾去汤元吉处拜访，不外汤并不正在家。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参议购油事宜，对方暗示现正在的油价是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售取该会者，因目前无许可证，因之纷纷。渠允如浙大采办此等私油，能够设法补给证书，惟价目如正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比起沉庆时所询价钱来，时间相隔不外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时髦有暗盘以更高价钱售油，可见紧俏程度。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局取副局长莫衡（字葵卿）接见会面，据莫衡所言，“南宁之役西南公〔局〕丧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昆明一。靖西公虽通，每年只能用三四个月云”。

　　但从现实环境来看，曲到抗和竣事，中国汽车制制公司也并没有可以或许批量出产桐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和期间燃料不脚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企业股份无限公司取担任人彭湖（即彭石年）接见会面，“谈运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十箱事”。也就是说，这180箱仪器正在三合畅留了近一年半。